上海 200241 原发信息：《道德与文明》第20194期 内容提要：道德与伦理的杂糅与僭用折射出道出于二的时代病候，从思想上贞定二者的分际，意味着一种治疗。

最后，王船山从义利观的角度阐明义之价值，在继承传统古代大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与生民之生死重于一姓之兴亡的政治主张，因此执政者要实施惠民、利民与藏富于民的政策，从而将天下之物用之于民。民心的稳定关涉到国家的根基，统治者应怀有恤民之心，并主动体恤生民之苦。

一、道统与治统并重的治国依据 君权神授的正统论思想，是传统儒家所主张的政权合法性依据，正统学说源自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论，王船山将此视为方术之士的邪说，为君子所不齿。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王船山反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并严格界定了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的权力。更以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在王船山看来，贪暴之吏，唯其所为，而清议不及，乃民夷积怨，一激以兴，揭竿冒死，而祸延于天下。

以天子下统乎天下，则天下乱。明清之际乃天崩地解海徙山移之时代。透过清末民初学人对民可使由之章的争议与回应，我们看到近代儒学在教化和宗教问题上面临着左支右绌的双重困境，愚民的儒学和非宗教的孔教使得儒学和孔教在新的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安身之处。

事实上，在笔者引述的这段话后面林乐知还有一段小字对此进行了补充：西人读《论语》者，皆曰孔子真圣人也，而独不服此章之训，谓民皆具爱国之心，苟不使之知，乌乎得其爱？⑥由此来看，林乐知对此章的理解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部分传教士的看法，即他们对此章的内容是有疑问的，尤其是对不可使知之，会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不必使民知或不屑使民知的意思。宗教言神，或可谓是不可思议。另外，笔者要补充的一点是，《盛世危言》最早刊刻于1894年春，而《教养》篇在该版本中就已经出现。⑨这显然是将兴新法、开民智等看作国家强盛的重要条件。

该评论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建立起了民可使由之章与宗教的关联。乃更推原其蔽，妄谓中国之受病自孔子始，自孔子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始。

自基督教出，世人方知读书一事，实为人生当尽之职分，无一人可自外于教道，即无一人可自外于学问也。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虽然郑观应和林乐知的论述都隐约指向对民可使由之章的批评，但他们论述的重心通常都是指向统治者，强调统治者应该为当下民愚的现实负责，而主要不是用来质疑孔子学说本身。【内容提要】 《论语·泰伯》篇中的民可使由之章在清末民初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愚民的问题上。这里的不能是就效果而言，而并非孔子的主观意愿。

比如，同样是在《教养》篇中，郑观应重点讨论的就是兴新法和开民智的问题，他指出，欧美各国其所教由浅而深，自简及繁，故人之灵明日启，智慧日积，而人材济济，国势以强也。三、民可使由之章与儒家宗教问题 清末民初围绕民可使由之章的争论其实还触及另外一个话题，即儒家是不是宗教的问题。对此，庞朴在《不可使知之解》中这样解释：康有为的这一混乱，是他情感与理智矛盾的表现。甲午中日战争带来的后果是，中国有沦为野蛮无教化之国的危险，在这一背景下，民可使由之章的争议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孔子不语神，不答死，曷须如此用信？不须如此用信，曷为在孔言孔，而亦作是语？26 张亦镜给出的理由可以归为三点：其一，宗教言神，而孔学重民，孔子在鬼神甚至死亡的问题上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在他看来，宗教一定要涉及不可见、不可知的领域，唯有如此才能以信仰为中心，而这刚好符合孔子可由不可知的说法，因此他认定民可使由之章的说法非常合理。

至于将民可使由之章归为伪经，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康有为意识到在开民智这一舆论背景下，民可使由之章很可能成为人们攻击儒学和孔子的切入点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民可使由之章在晚清引起争议一开始就与宗教有关，包笑天的回忆已明确指出传教士是最初的发起者之一。

且察其学识，实亦不足以自主。深忧长叹，欲人人明道。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12由此来看，《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的作者主要是在复述朱熹的解释，并未提出新的观点。将这两种说法进行对比只是为了表明民可使由之章被质疑并非偶然，其背后有一种新的观念作为基础。此外，性与天道在儒学中属于性理之学，并非完全不可知，因此与以信仰为核心的宗教有根本的不同。后世因之，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

本文无意为这里提到的说法考证确切出处。不过，新解也只是一种解释，未必比朱熹的解释更贴近孔子的本意，这或许就是新解会在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学人对民可使由之章质疑的回应 按照《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的说法，1893年左右就有人对民可使由之章提出了质疑，而该文的回应却是在1896年底。康有为则一方面努力证明民可使由之章自有其合理的情境，与愚民无关，另一方面又怀疑民可使由之章是刘歆作伪。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一争议是如何发生的？虽然我们已经大致知道它与新学家和传教士有关，但其中的细节尚不清楚，学界也较少关注。那么，《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一文又为何会对这一问题表示关注呢？ 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质疑者的身份比较特殊。

孔学重民义，非神之作用，其学即不能称之为宗教。而所谓性与天道，亦属之性理之学，与宗教迥别。只不过这一次提出愚民质疑的是在纽约的中国会党人士，该会党首领认为中国之所以败于日本，是因为日本已经入于教化之国，而中国的统治者还在实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章被质疑愚民，实际上是伴随开民智这一新的社会思想观念出现的，而传教士的宣传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而《孟子微》的成书时间（1901年）仅比《论语注》（1902年）稍早。比如，他一方面为民可使由之章辩护，另一方面又怀疑此章是刘歆伪窜之言。

言外之意是，如若传教士一定要将民可使由之章定义为愚民，那么教会就是一个愚民的大本营。表面上看，辩论的双方似乎针锋相对，但实际上双方秉持了共同的价值立场，即开民智是文明国家的必然要求。

28由此来看，民可使由之章已经不仅是愚民的问题，而且成了孔子主张专制的明证，表明儒家的教化开始遭受根本上的质疑。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他们是海外会党成员，而事实上该文还特别指出该会党是以叛逆清朝为志向的。

且《论语》、六经多古文窜乱，今文家无引之，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当削附伪古文中。夫文明国者，立法之权，皆在于民，日日谋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之普及，而孔子顾以窒民智为事，何也？尊圣子曰：此子误断句读也，经意本云：‘民可，使由之。17 庞朴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康有为的辩护应该不仅基于对圣人的情感，而且有理智的因素在。结合双方的辩论来看，由于怀疑子的质疑已经不仅仅针对民可使由之章，而且指向了孔子本人，因此朱熹的解释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而尊圣子采用新解或许有这方面的考虑。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结合前面提到的《孔子讼冤》来看。⑩由此来看，担忧中国被视为无教化之国，应该是作者选择回应民可使由之章质疑的重要原因。

而斯宾塞尔亦云宗教主体在知识范围之外Riligion-it Subject mater passes the sphere of the intellect （Spencer First Princi Ples. P. 12）。不屑教民就意味着会放弃对普通民众的教育，其实质已与愚民无异。

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此孔门性与天道所以不可得闻，而子入太庙之所以每事问，而世间一切宗教，无分垢净，其权威皆从信起，不由知入。